郭涛最近被骂上了热搜。2013年，因为参加第一季《爸爸去哪儿》，郭涛圈粉无数，次年便趁着热度出版了《父亲的力量》一书。近日，因为有网友扒出此书中对女性的刻板成见，甚至“第一次打女人”的故事，郭涛被嘲“人设崩塌”（此前报道：演员郭涛道歉）。在郭涛这本《父亲的力量》中，“温良恭俭让”是衡量女性的标准，“父亲是用来仰望的”等等……郭涛的性别观，不仅影响着他和妻子，也在塑造着他的子女。
《父亲的力量》书影，2014年4月出版
这种影响，便是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李萱研究的重点。对家庭研究而言，有关父亲和母亲差别的讨论从未停歇。李萱的观点是，在带孩子这件事上，父亲和母亲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性，换言之，父亲和母亲身上都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力量。
4月27日，在第四十三期“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”的线上讲座中，李萱以“家庭中的性别”为主题，讨论了父亲这个形象在家庭中的变迁和意义。她强调，讨论父职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共识，即性别形象和观念等并不完全是由基因这样的生理因素决定的。
郭涛在4月30日微博致歉
五位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做父亲？
首先，李萱以家庭中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为切入口，分析了清末以来五位知识分子的家书和自传体写作。
她选取的五位研究对象分别是曾国藩，梁启超，傅雷，梅子涵和肖复兴。对于选取样本的争议，李萱表示，“一方面这是一个限制，不过从另一方面看，（我们）去看不同的年代里，相对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不同年代上相似的社会阶层，他们的想法有变化。”
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，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，从1911年清政府垮台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到1919年五四运动，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78年改革开放，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不断更迭。在这个充满变迁的社会背景下，家庭中的性别也受到极大影响。
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，他有一妻一妾，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。但在曾国藩所留存的丰富的家书中，并没有给女儿的信件，大部分是给父母兄弟和他的儿子们。在写给儿子的信中，大部分内容是学业和道德上的教化。当他的儿子结婚后，他也会指导儿子如何掌握持家之道。他也会在信中提到女性，比如询问自己年轻的女儿是不是会做鞋了，让她有机会做一双给他看看。
李萱表示，“（曾国藩）他作为一个男性，对于情感的表达是非常克制的，没有写一些宠溺的话，在家庭中间也严格进行性别分工。在他的信件中，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女儿的女性，其实是隐形和无声的。他不给他的女儿写信，给他妻子写信，也是说你把家里人管管好。”
相比之下，比曾国藩晚了五六十年成为父亲的梁启超，拥有更平等的性别观和更直白的情感表露。
梁启超有五个儿子，四个女儿，其中给他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信最多，他会在信的开头直白的称“我的宝贝思顺”。李萱提到一封梁启超写给梁思庄的信，当时梁思庄面临本科选专业，梁启超建议道，“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，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……，既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，于女孩子极为适宜……截到今日止，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（男子也很少），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？”尽管到最后，梁思庄还是学习了文科。
在结婚早年，梁启超也给自己的妻子写过信。但有趣的一点是，虽然梁启超写过很多男女平等和女权主义的文章，并且强调一夫一妻制，他还是收了他妻子的侍女作为妾室。在给女儿写的信中，梁启超也提到过妻子，“你妈问我要一个耳环，但我知道她就是随便一讲，她想要的不就是一些火锅、腌菜、缸子、烟袋的物件吗，我认识她二十几年了，难道还不了解她吗？笑一笑就好了”。
李萱认为梁启超的信件中展现出矛盾的一面，他对自己的女儿们十分亲切和开明，但提到妻子的口气则不是那么的尊重和平等。
和其他研究对象相比，傅雷的家书流传最广，他成为父亲的年纪比梁启超又晚了二三十年。傅雷有两个儿子，大部分的家书是写给大儿子傅聪。傅聪是著名钢琴家，常不在国内，所以傅雷常通过家书与其联络，“一方面他（傅雷）还是延续了跟孩子相对比较平等的相处，但是父子之间的感情，其实是受到更宏大的，个人和国家之间感情的约束。”
在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书中，大部分是对工作和艺术的交流。当傅聪和一个瑞士姑娘结婚后，傅雷和曾国藩一样，开始在信件中指导傅聪如何处理家庭生活。他鼓励儿媳妇提高自我，但也给她找了一个榜样，是傅聪曾经的钢琴老师。这个钢琴老师除了做饭、洗衣、照顾丈夫孩子以外，还坚持每天练琴，每个月还有四五次演出。
李萱认为，傅雷口中性别平等的说辞有些流于表面，他让儿媳去进行自己的发展，但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帮助傅聪。
到了改革开放时期，李萱选择了肖复兴和梅子涵老师的自传体写作来分析。肖复兴和梅子涵处于同时期的人物，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，分别有一个儿子和女儿。
通过分析《我的父亲手记》和《女儿的故事》，李萱发现，作为父亲的肖复兴和梅子涵依然延续了对子女丰富的情感表达，也在叙述中提到了肢体的亲密接触。
至于夫妻关系中间的性别平等问题，李萱则认为存在缓慢进步，“他们跟妻子去共同商量育儿的策略和方法，妻子有权否定丈夫的决议，然后丈夫也会参与一些传统由女性所进行的一些家务劳动。”
比如梅子涵在书中常提到自己洗鸡毛菜的事，并颇为自豪，“洗到集体宿舍里的每一个家庭主妇都很佩服他”，尽管主要负责家务和育儿工作的人依旧是妻子。
别让家庭传承不平等的性别观念
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，家庭嵌套在社会里，受到社会文化和各种因素的影响的同时，并和社会环境产生双向影响。
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和理念中，家和国的联系十分紧密。“家国一体”，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”等概念，使得中国家庭成为了国家的一个缩影。李萱认为，虽然新中国并没有明显的“家国一体”政策，但是从1950年就颁布的《婚姻法》，男女平等的国策，以及60年代“勤俭建国，勤俭持家”的运动中都可以看出，中国始终把婚姻、家庭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。
因此，研究家庭，是想要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，“我们在谈性别议题的时候，不仅要关注公共空间中间的性别议题，比如说媒体中间对性别的呈现，或者说职场上不同职位的性别偏好等，家庭也是关注性别议题的一个重要的领域。”
李萱在研究中发现，在“家国一体”的统一中，存在着矛盾与割裂之处。也就是说在国家建设中，男女被鼓励平等承担社会生产，而在家庭中，女性则需要额外承担育儿和家务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在一张宣传画报上，表情从容镇定的女跳伞员正在空中滑翔。在那之前，跳伞员常被认定为男性的职业，这张画报反映了女性正在逐步进入传统观念中属于男性的行业。但在同时期，另一张《做好家务带好孩子》的5格画报上，妻子抱着孩子，和推着自行车要离开的丈夫告别，并在丈夫不在的时间里，带孩子、做饭和洗衣服。
李萱提到的宣传海报
女人所承担的双重负担与压力，在李萱看来，说明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性别角色的割裂，也表明“性别的变革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同步的”。
家庭中性别问题的重要性，还体现在代际传递上，“家庭会可能会成为性别的观念、角色和行为等，跨时代传递的主要场所之一”。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家庭生活会通过直接教育、对孩子行为的反应、父母的示范、资源分配和期待设置等途径，将性别观念向下传递。
直接教育指的是，父母直接传递给孩子，特定的性别应该如何做的指导，“比如家长可能会跟你说，你一个女孩子现在不好好学习做家务，将来怎么办？或者说，一个男生从小不好好学习，将来哪有钱去娶老婆呢？或者说你一个男孩子不能是哭哭啼啼的”。
相同的年纪，相同的行为，却可能因为性别的差异收到来自家长的不同反应。当父母看到青春期的女儿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貌，会觉得很正常。但当父母看到青春期的男生每天照镜子搞头发，就会觉得不太好，想要批评几句。
父母的示范、资源分配和期待设置则在传递隐形的性别信息。在家庭中，什么样性别的人拥有决定权？父母的事业谁更重要？对于儿子和女儿不同的教育投资和财产分配，都在无声传递着性别信息。
李萱认为，期待设置可能是日常生活中让人最有体会的一点。她用不同性别的职业规划和学习能力来举例，“父母或者是其他一些家里的长辈会说，女孩子读一个硕士差不多了，（干嘛）去读博或者做一些很有挑战性的工作？”，“男生小时候语文的成绩差一点，外语成绩差一点不要紧。男生语言反正本身比较差一些，不用特别的担心”。
父亲并无特殊优势，但育儿需要这个帮手
进入21世纪，父亲育儿成为了热门话题。李萱在研究中发现，在2010年以前，很多指导家庭生活的书籍基本上都默认针对母亲。在2011年之后，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教育男性如何做父亲的书，郭涛《父亲的力量》也属于此类。
李萱列举了《所以，北大兄妹》《好好做父亲》《好爸爸胜过好老师》等书，她指出，这些书强调“父教”可以给孩子带来自信、勇敢、坚定、果断等品质，并远离一些消极的个性，或者强调父亲可以给孩子提供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，男孩作为自己的一个模子成长起来，女孩从自己身上看到未来丈夫的影子。
但在《一席》的一次演讲中，李萱指出，“其实父亲和母亲在带孩子方面，他们的相似性远远是大于差异性的。那些关于所谓父亲性别角色的说法，是没有任何实证证据的。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，妈妈不能传递给孩子勇敢、坚毅、有魄力，有胸怀这些品质。”
通过对比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孩子的教育，有研究者发现，在两个妈妈的家庭里长大的男孩，不仅不比同龄人缺少阳刚之气，他们的性别观念更灵活，更少有大男子主义的观念。
所以，李萱认为，我们之所以强调在家庭中，父亲的参与对孩子的好处，并不是因为父亲具有什么特殊优势，而仅仅是因为在育儿的过程中，多了一个帮手。
而回到演员郭涛所认为的，只有通过父亲的力量才能传递给孩子的男子汉气质，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给予他的错觉罢了。
